王衍
建筑学学士，同济大学
理学硕士，城市学，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博士候选人，建筑理论与历史，同济大学
王衍从同济建筑学本科毕业后，在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攻读城市学(Urbanism)并完成了硕士学位。后在深圳都市实践担任高级项目经理的职务，先后主持了一系列具有较强的建筑与城市学术研究背景的重要项目。同时，王衍也在各建筑专业杂志上发表文章，探讨建筑教育和建筑学科的社会联系。目前，王衍回到上海攻读同济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博士学位，同时创办Urbanect连城策工作室，试图继续通过实践、研究和教育，探索建筑学在当代城市语境中的社会性维度。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已经生存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下。如同SAKAI SASSEN所定义的全球城市那样，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已经无法避免地进行着全球性的大交换。当资本主义已经运作成一个庞大的机器的时候，总有建筑人不会停止对这个巨大的主宰着建筑学生产机器的反思。王衍，在荷兰获得城市学的硕士学位，辗转5年后，他带着明确的学术目标回到同济大学的课堂，成为一名研究建筑历史理论的博士生。
理论中的实践与理论的实践
记者：为什么选择在荷兰学习之后又选择在国内攻读博士?
王衍：其实就是不满。我之前对国内的学士和硕士教育表示怀疑，所以决定出国学习。出去以后又发现其实西方的教育也很保守，即便在荷兰这样曾受社会主义运动洗礼的国家也一样。微博上听过一段话，“上一回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硕士生来交流，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花了两年的时间进行了模拟蚂蚁爬行轨迹的计算然后生成形态，给建筑做了一个表皮”。由此，我们看到无论多荒诞简单的课题，只要是能完善方法论，讲完整的故事，就是好的课题。深入研究真正的问题，是我的关切，但我又缺乏实践知识，无法使我的故事完整。因此当我更愿意以提问的方式做课题时，遇到了西方教育系统设置的障碍。所以我比较反感这种不管研究对象愚蠢与否，只管方法论完整的教育系统。所以我必须回到国内，去参加工作，以实践的方式补充我的知识缺陷。
我后来在一家明星建筑事务所里工作，却又发现了国内建筑实践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媒介和日常生产之间明星运作化的关系。于是，又回顾在荷兰的学习，逐渐地理解了其当下的意义，所以决定在国内面对真正关心的对象进行博士研究。我本希望在国内攻读博士学位能找一些与我有着同样焦虑的人，但是我进来之后却发现很难。大家经历差异太大了，许多应届的博士生对建筑的生产和市场都缺少认识，对问题大多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记者：你刚才提到，荷兰经历过社会主义运动却依然保守，这是一个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的提法。
王衍：我认为建筑师作为专业者，不能为了传递价值观而传递，我不想说国内的建筑师在传递价值观时浅薄化，但是可以去考量传递的方式。建筑师需要考虑其在专业分工中的位置，很多人没有真正剖析专业问题，而是将价值观直接嫁接到了建筑形式上，这与传统纹样的装饰性有何区别。
记者：虽然我不喜欢以“XX后”来划分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但是这种分类确实有其存在的缘由，之前有朋友调侃你是“80后”中最不像海归的海归，你怎么看?
王衍：那么首先要解释什么叫“像海归”。中国的学生多是带着对本国教育不满的情绪选择出国，在国外学习到建筑学方法论的严密和完整后，学生便会认为国外比较强，这其实是意识形态在作祟。于是回来就急于将这些学习成果输出。我戏称这种搬运先进方法论的工作为屠龙术。但其实中国好像也没有龙，于是通常就得指蛇为龙，然后屠蛇，这其实是在表演屠龙术而不是屠龙。
记者：很多年轻学子会将对国内设计的认知建立在由国外学习所引导出的视角和语境中，是方法论导向，而不是问题导向?
王衍：对。许多海归都缺乏对国内问题的深入认知，于是只能在看问题的过程中制造伪问题，搬运知识，并提供所谓正确的价值观。我的兴趣并不在于表演我所学的东西，而是不断反思我到底学了什么，这里面还有什么猫腻，还有什么潜力可以挖掘。我不想承担知识和信息搬运的工作，这让搜索引擎来做就可以了。 所以对我来说，“在哪里学习过”根本不重要，我只是不断地想要通过新的环境，否定原来的语境。所以，被人戏称不像海归的海归，我非常高兴。
记者：在国外的这段教育经历，你不可能逃离它或者消除记忆，所以你采取了一种批判的视角来让自己更多维度地看待教育本身，这是否会让你变得为了反抗而反抗?
王衍：国外的学习经历当然是不可能完全抹去的，肯定也学到了很多。当时我也是被迫阅读了很多相关文献，真是一头雾水，到毕业以后也没有弄清楚。都是后来在工作中慢慢弄清楚的。要说是反抗吧，那么我只有不断反抗，才有存在感，大概是天性使然。
记者：现代主义之后的design和之前欧洲艺术史中的思潮演变在逻辑上没有变化?
王衍：是的，当下的国内外，大家将design当成引领先锋的一种事物，其实它已经被消费掉了。所谓的时尚到底是为谁服务?这个问题在当下的中国设计环境中提出是有一点超前，但是我个人觉得学术就是要超前的，这样才有价值。
包豪斯注定会失败，并且也确实失败了。我关注优衣库或者其他平民化品牌，是想要看到建筑师可以在更低的门槛中进入市场，消解明星建筑师的奢侈趋向，这是目前能达到的最好的结果。我总是相信这样的事情，抵抗不能完全被忽视，只要是真正的抵抗，总是会在那里。人需要承认市场是有用的，但我的立场不变。
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战场
记者：你之前参与same-same的孟买与上海城市研究的活动，印度也是近年来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孟买和上海都是其所属国的经济引擎城市，你如何看孟买建筑师?
王衍：这是由香港某画廊推动的一个中印之间从思想到实践全方位的互相了解的长期活动。孟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有宝莱坞、贫民窟、社会主义运动，贫富差距也非常大。
此次是孟买KRVIA建筑学院的两位建筑师Rohan Shivkumar和Rupali Gupte来上海作城市研究。这是一所很像荷兰Berlage的私立学校，非常关心社会问题，而且不是旁观的方式，更多是社会实践的方式。比如他们的教育，本科一年级的学生先学习抄绘建筑图纸，但和我们不同的是，他们并不要求规定的表达方式。第二年就进入当地贫民窟测绘贫民窟的建筑图纸。贫民窟建筑没有图纸可依，也没有参照对象，学生必须与住户发生社会关系才能完成作业。这样，学生的社会能力就被调动起来了，当然会有被骂或赶走的可能，但社会实践的能力是实实在在的。第三年，他们会被派去一个连老师都不了解的地方进行基于社会层面的城市研究工作，社会实践的能力就凸显出来了。
所以这次他们就借着该活动来上海，对上海的居住社区进行研究。而我是作为本地人对其提供认知方面的帮助。我们的角色更多的是通过他们看我们的方式，重新认知我们看自己的方式。希望能够通过印度师生的这种社会性工作，建立起我们自己学科之间的焦虑点和对城市问题的认知。
记者：这种方式是否是政府对于建筑师的一种责任的默许，希望建筑师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承担更多?这两位建筑师与国内的建筑师有何不同?
王衍：这所学校规模很小，孟买政府并没有这样的要求。以我们对建筑师通常的评判标准来看，这两位建筑师也不具备出色的设计能力。但他们相信建筑学的社会意义，从建筑师的角度作社会性研究。当然他们也并不是以市场化的形式来生存，会选择性地做点设计，但更多是学校收入。
他们生活相对清苦，和印度的其他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都很好，还合作拍电影和纪录片。总的来说，这群知识分子都有印度社会条件下的共同焦虑，也深受印度左翼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是非常有活力的一批知识生产者。当然印度也有一些建筑师，例如Mumbai Studio建筑师团体，他们声称要寻找传统里的现代价值，但是他们做的房子都是豪宅，这非常类似于我们的一些明星建筑师。
而这两位建筑师对切身问题的有着焦虑感。这是我们的建筑师很缺乏的地方，包括学者也是。他们不焦虑切身的问题，也就提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
记者：随着印度的经济体系逐渐成熟，这类以个人意志主导的学者型建筑师是否会越来越少，直到被吞噬?
王衍：这也确实是他们的担心，实际上这些我称作左翼知识分子的人，都是可以通过商业工作获得很好收益的，但他们就是不做。对此，我表示非常赞赏。
记者：你常常会使用“战术”、“战略”、“图像政治”和“武器”这样的带有军事色彩的词语，现实对你而言是一个具有斗争性和同质性的既有网络?
王衍：这个其实来源于普林斯顿建筑学院前任院长Stan Allen的理论。我们的建筑实践其实与战场更像，比如你在战场上看不到敌人在哪里的，要判断来势，也要协调兵种之间的合作，又是战术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建筑师的日常生产其实是要不断变换各种角色，你今天是设计师，明天可能会是公关，后天又是项目管理人，角色变化对应不同生产阶段的位置。所以要剖析清楚建筑生产的过程，才能真正把建筑师的工作意义总结出来。这对新生代的建筑师们很重要，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被安排在一个具体阶段的具体位置上的，以前那种所谓独立建筑师的概念已经不存在了。
记者：这是否可能是对消费文化的一种渐进抵抗?
王衍：是的，与其说是渐进，不如说更多的是无奈。在国外，建筑界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正好最近读到Stan Allen卸任时写的一篇文章，包括学校教育与社会生产脱节等，学术界抵抗的无力等问题。从他的角度来看，如果教育不结合切身的社会生产和社会语境的话，建筑学就无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