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岩松的新工作室坐落在北京雍和宫附近不起眼的印刷厂内，三层厂房的第三层，整整一长间近200平米，原来的屋顶被打掉，露出灰色的砖头，屋子里还透着些许油漆的味道，两边是白色的办公桌，中间放着“鱼缸”、红螺湖会所、鱼形长凳、广州双塔的模型。尽头是占据一面墙壁的白色书架。十几个人左右的工作室，显得很宽敞。下午三点多，马岩松从外面风尘仆仆地赶回来，还是穿着一贯的黑色休闲装，坐在他的办公桌前，马岩松边吃着肯德基，边接受着采访。
马岩松 & MAD：建筑理想的“疯狂”载体
记者：据早前的报道称你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欠了债,当时在美国遇到了哪些困难?
马岩松：就是没钱呗，当时其他好学校也给我奖学金，耶鲁也给了，但是还是钱不够，所以我就瞎碰呗，给耶鲁写了封信，说钱不够去不了了。后来耶鲁又给我加了奖学金。但是去那儿加完钱(奖学金)还是挺困难的，当时我们家也没什么钱，然后就刷信用卡呗，就给直接刷爆了好几张，毕业了还得还钱。其实也没觉得特别大的问题，就挣了再还呗。我刚来北京的时候，也没什么钱，只有几个人，几台电脑，就开始干了。其实一直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从不好到好的过程，一步一步往前走。
记者：你的报道常常见于媒体, MAD的其他两位合伙人早野洋介和党群却比较少，能我们介绍下他们吗?你们又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创办MAD的?
马岩松：其实她(党群)来我们这儿不久，没有两三天。(笑)党群是去年(05年)加入的。02年的时候我一毕业就在美国注册了MAD,但是在美国的时候也没事干，公司也就一个人，因此我在哪，公司就在哪。03年我去了伦敦的扎哈事务所工作，当时早野洋介和我一起在扎哈那儿工作。03年正式回国， 那时侯就叫早野洋介回来和我一起干。我在北京开始做MAD的时候就找他过来了。其实我们做一些讲座和活动的时候都是一起的。在我们加拿大的项目(The Absolute Tower，也被当地民众和媒体称为玛丽莲梦露大厦)中标以前，就一直有特别多的媒体关注我们，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什么建成的项目，当时媒体关心的是我们在这样一个设计的大环境下，做了些什么?更加关注我们在中国的状态。这么多媒体关注我们很多是从事件出发，而不是从建筑。相比别的设计领域，工业设计、服装设计和其他艺术设计，年轻的设计师层出不穷，惟独建筑领域，出来的年轻建筑师不多，这也是这么多媒体关心我们的原因吧，也并不是我们刻意的。
记者：奥雷?舍人当年凭着电影写作行业的局外人身份去找库哈斯,而当你毕业之后离开美国,大老远的跑到伦敦去找扎哈。为什么呢?
马岩松：是扎哈自己让我去的。当时她是我最后一个毕业设计的老师，最后她给我评图。当时大家都在找工作。我的毕业设计就是“浮游之岛”，她看了特喜欢，就问我要不要去她那工作。
记者：现在你的MAD里面,是不是也常常遇到大老远跑来毛遂自荐的年轻学生呢?
马岩松：有啊，你看着满屋子都是呢。(数了下，起码有十五六人)之前还更多，暑假的时候全国什么地方都有。最早的时候，我们没什么钱，我们正式的员工只有三四个人。学生比我们的正式员工多两三倍，全是来这帮忙的。有中央美术学院的，清华的，北京的学校都有。今年暑假还来了六个哥伦比亚大学的。
记者：那你是不是也会鼓励现在的年轻人,那种毛遂自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呢?
马岩松：恩!我觉得完全看精神是什么样的，很多想做建筑的人都不在乎或者没什么钱。就是靠精神。我觉得年轻人特别需要这种精神，还有对建筑的热情。
记者：为什么2003年,你选择自己开办工作室而不是继续留在大师的工作室工作呢?拥有自己的工作室,几乎是每个年轻建筑师的理想,要自己单干需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呢?
马岩松：我觉得一毕业就可以单干，准备是心理上的，要想清楚做一个工作室是为什么。是为了赚钱，就很难。如果做的东西，和设计院没有什么区别，也不行。像我们自己做了两年多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建成的作品，其实这两年没什么合同，没什么作品，但这其实也是个准备的过程。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自己想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