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琨
刘家琨，1956年生于成都。1982年毕业后分配至成都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1987年到1989年，被借调至四川省文学院从事文学创作。1999年成立家琨建筑设计事务所。曾参加首届梁思成建筑设计双年展、中国房子/建造五人文献展、德中文化年“土木——中国青年建筑师展”、法国蓬皮杜中心举办的中法文化年——中国新建筑等展览。主要作品包括艺术家工作室系列、四川美院雕塑系、鹿野苑石刻博物馆等。主要著述包括《英雄》、《高地》、《灰色猫和有槐树的庭院》、《明月构想》、《此时此地》、《叙事话语与低技策略》。
刘家琨曾经是成都白夜酒吧的常客。事实上，白夜酒吧内部设计正是出自他的手：宽大的玻璃幕墙，线条简洁的银灰色的桌子和椅子，天花板上吊着奇怪的装饰，形状类似放大的黄色酵母。每一个初次来到白夜酒吧的人都会被这种极简主义风格的设计吸引，也被迷惑。但是很快，白夜的风格就发生了改变，甚至可以称得上“破坏”。“破坏者”不是别人，正是刘家琨。线条简约的椅子显然无法承受长时间喝酒谈天的身躯，刘家琨要求白夜酒吧的主人，他的朋友诗人翟永明安置了一张长沙发以便休息，而这个深棕色的沙发与以前银灰色的调子冲突颇大。他甚至要求这个由啤酒、咖啡和书画构成的文化沙龙里出售银耳汤，因为宿醉的人最需要这样的甜品。当然他的这个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但是从这一点或许可以了解刘家琨的某些特质。尽管他也能玩很漂亮的术语和概念，但是一旦那些东西对他的创作造成障碍，他就会很实际地抛弃它们。在采访中刘家琨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觉得建筑是一项公共的事业，而不应该成为个人的纪念碑。他也不在乎个人印记和符号，他认为立足当下，处理现实才是他的追求。
当然，这种对待现实的姿态并不意味着放弃个性，或者想像力的丧失。恰恰相反，刘家琨很有艺术创造力。1982年他刚刚从建筑学院毕业，就参加了一个日本博物馆的设计竞赛。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设计作品没有赶上最后的竞赛截止日期，但是仍为他赢得了赞誉。他的方案是将博物馆安置在海滩上，涨潮时博物馆沉入水底，退潮时博物馆浮出海面，两种情形各有风味。1994年开始，他为画家罗中立、何多苓等艺术家设计的富有想像力的工作室系列为他成为国内建筑师中的佼佼者奠定了基础。如今，他的工作室里永远有忙碌的身影。在我们谈话中间，就有国内大型的企业集团向他发出邀请。不过他似乎对这忙碌的生活保持了难得的超脱与冷静。他说：“我从不认为世事恒常。”
“……最重要的不是医生和建筑设计师的区别，而是一个下乡知青由农村那个圈子跳到城市的这种转变……我这些千差万别的志愿背后只有一个目的，早点跳出农村，找一份工作，改变当时的生活处境……”
记者：很久没看见你出现在白夜酒吧了，那里可是你的“据点”，怎么没有去了?
刘家琨：是有很长时间没有去了。主要是因为之前我的右眼被撞伤了，不能喝酒。你想，到了“白夜”，看见翟永明、何多苓，还有其他朋友在那里喝酒，而自己喝不了，那是多么痛苦。完全无法融入到那种氛围中去嘛。所以就去得少了。
记者：还有其它的原因吗?
刘家琨：还有就是太忙了。比以前忙。
记者：像你、张永和……你们这批少壮派建筑师目前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刘家琨：一个字——“忙”。业内有一种说法，建筑师需要30年的成熟期。如果从18岁读书算起，我们到现在是刚刚进入成熟期。时代的需求、我们本身的积累和成熟度造成了这个“忙”字。
记者：当年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了建筑设计这一行?
刘家琨：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干这一行。我1977年考进重庆建筑学院。事实上那时我对建筑一点概念也没有。那时候大家都下乡嘛，我也是一个知青。我父母都是医生，恢复高考的时候，我本来应该是学医的。但是我周围的朋友不少是画画的，我也受他们的影响，对绘画也很感兴趣，可是当时我又不敢报考美术学院。
记者：为什么不敢报考美院呢?
刘家琨：我周围画画的朋友都是“老师”啊，他们都要去参加考试。美院招生的名额又少，所以我不敢去报。我听一个中学老师说这个建筑学院和美术也有关系，于是就报了建筑学院。之前我完全没有听说过“建筑设计”这个词。在我报考的志愿中，医学院还是排在前面的。我报名的医学院属于卫生部管的重点院校，而我报名的建筑学院属于教育部的重点，听说那时候是教育部先挑，所以我就进了建筑学院。阴差阳错。
记者：现在回想这种命运的阴差阳错，对你个人性格以及思想观念产生了哪些影响?
刘家琨：也许通过一定的职业训练，会矫正一个人在性格上的缺陷。我本身是一个丢三落四的人。但是在做建筑设计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变得严谨仔细一些。这是工作上的要求。你进入一种工作状态后就得这样。除此之外，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心不在焉。可能这就是职业选择引起的性格改变吧。
记者：但是假设你最终是进了医学院，成了一个医生，那也需要严谨仔细的方面啊。
刘家琨：所以说最重要的不是医生和建筑设计师的区别，而是一个下乡知青由农村那个圈子跳到城市的这种转变。我家人都是学医的，我选择学医可能也只是门路多一些，熟人多一些，职业本身当时对我并没有多么重要。我那时候的志愿里还填了皮革处理、仓库保管等等志愿。你可以看出来，我这些千差万别的志愿背后只有一个目的，早点跳出农村，找一份工作，改变当时的生活处境。
“……如果我们想预测未来，我们可以向过去看。从目前所显露的一些端倪中看，我想经过一段快速而狂热的发展期后，当硬件达到一个水准后，在那些爆炸式的建设风潮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呼声。这些呼声意味着民众对建筑有了不同的理解和要求……”
记者：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很理想主义的人?
刘家琨：我认为我骨子里肯定有理想主义成分，但一般来说建筑师们都有，否则很难把这么艰苦的工作继续下去。(你会觉得理想主义很珍贵并且需要保存和培养吗?)理想主义是很珍贵的，但我并不知道怎么培养。如果信念足够强大，妥协有时就是一种方法。如果不够强大，后退常常导致崩溃。
记者：从1977年你开始接触建筑这个概念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这20多年也是中国建筑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在你看来，哪些变化是你关注的。
刘家琨：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游手好闲”，不过我仍然看到了建筑在时代中的变化。中国的建筑形态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几个时期。一个是古典建筑，比如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故宫以及各种地方民居。民国时期出现了古典与西方之间的融合，这种建筑形态在南京得到比较集中的体现。像中山陵。建国以来计划经济时代也是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中间有一些断裂，但基本上一直延续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甚至到上世纪80年代末。这个时期比较典型的建筑形态是大型工厂、学生宿舍、“北京十大建筑”啊等等。 “北京十大建筑”在全国各地还有小型的翻版。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开发开始，城市大规模改造进入了高潮，出现了一批仿照西方风格的建筑形态。我想这几个时期的建筑形态上的变化都不是由建筑师来主导的，应该说是由社会意识来主导的。
记者：你觉得在未来的10年或者20年里，中国的建筑形态还会发生哪些变化?
刘家琨：我无法预料。我只参与了刚才我所说的最后一个阶段的建筑设计。从这几个阶段的跳动中我也很难预计未来。如果我们想预测未来，我们可以向过去看。从目前所显露的一些端倪中看，我想经过一段快速而狂热的发展期后，当硬件达到一个水准后，在那些爆炸式的建设风潮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呼声。这些呼声意味着民众对建筑有了不同的理解和要求。这种变化甚至可以在房地产商的广告上看出来。人们更加注重品质，更加注重文化，或者更加注重有没有民族性，而这些变化都是不同的方向。
以前的社会是由政府主导的单一结构，所以传统中国建筑实际上很单一的，因为人们的交流是单一的。民国时出现了不同的社会变化，表现在建筑上，有传统的、有中西合璧的、也有上海滩那种殖民地风格的。到了计划经济时期，制度又很单一，建筑也就变得单一了。而如今的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所以我想多种建筑形态会是多元并存的。
记者：我发现在你的建筑作品中，个人的和公共的建筑作品比较多，而商业性的建筑比较少，这是为什么?
刘家琨：恐怕是这样的。我以前在设计院工作，做了一些政府工程。后来从设计院出来自己干，刚刚起步，显然只能接受一些朋友式的委托。他们比较了解我，对我比较信任，所以前期个人化作品要多一些。而由于我的设计院经历，大家对我的公共性建筑也有一定信任，这方面作品也比较多。
商业建筑基本上是市场操作，它有自身的规律，比如说开发压力大，更大的尺度，更快的速度，甚至必须依靠人海战术来完成。像我这样的小事务所未必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即便是我在商界也有非常好的朋友，我也不能够去承担这种业务。近年来做的商业建筑要多一些，这大概也是因为社会意识的提高。购买者也好，商业开发者也好，他们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不仅仅要求量，更开始要求品质。他们原始积累的压力慢慢消除了，他们希望做出有更多附加值的东西，当他们在独特性、是否更加细致地处理问题等方面有了进一步的要求时，我的业务就多了起来。我想建筑设计和很多行业一样，是攀附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人算不如天算。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像我这种40来岁的人经历了好几个大的动荡，这些动荡几乎是断裂性的，跳跃极大。在这样的时空状态下，有时候想起另外一个时空状态下，甚至会非常惶惑，似乎自己已经活了几辈子……”
记者：在现实生活里，有没有哪座城市的一个小小的角落是你欣赏的?
刘家琨：中国城市正在高速发展中，能量令人兴奋，纵然有很多不成熟之处，但并非一无是处。有好多城市的某些角落都是我喜欢的，比如我就喜欢我工作室所在的成都玉林小区。
记者：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开始真正理解建筑的?大学毕业后那10年你做了什么?
刘家琨：到我认真进行建筑创作已经是1993年左右。因此虽然从1982年以来我的职业一直是建筑师，但是真正从事建筑设计还是最近10来年的时间。由于我一开始就不喜欢建筑设计，学校里的4年，包括毕业后的十几年，我都没有把精力放在建筑设计上。我没有真正爱这一行，也没有把它作为我的事业。相反我对其它事情的兴趣更大。我一直想画画。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青年一样爱好文学，偶尔我也写小说。这么多年来我交的朋友也大多数是作家、诗人和画家。我从设计院借调出去，在文学机构里面游手好闲。单位领导认为我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
记者：你觉得文学和建筑有什么共同点吗?作为一个建筑师，你是怎么理解文字的建筑美的?
刘家琨：小说和建筑的共同点是都需要设计，都是一种谋划。文字就是文字，建筑就是建筑。好的文字表达出除了文字用其它不能表达的东西，好的建筑也表达出除了建筑用其它不能表达的东西。我不愿意说某头牛是一匹好马，哪怕它跑得飞快。
记者：所谓“游手好闲”那段经历与你后来从事的建筑设计之间有怎样的联系?
刘家琨：一个人在选择他最终的事业前会有其它方向的尝试。我想这种情况在西方社会更加常见。现在回想起来，这些经历也是今天的基础，比如分寸感、想像力，文学和美术都给了我很好的训练。这样人会多一种参照系，同时你对社会的关注，你对精神的归依，在这些爱好中能够更好的表达。所以我觉得自己的确耽搁了一些时间，但这些经历已经给了我人生不同的内容。
记者：经过了这些变化后，你觉得自己会一直沿着目前的选择走下去吗?
刘家琨：不见得。我觉得不同的表达工具能带给人不同的满足。建筑目前面临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好机会，同时我的事务所也在轨道上正常地忙碌着，很难让这个事情中断下来去干其它的事情。但是好多东西是建筑学无法表达的啊，所以我对其它事情的兴趣一直很保留着。我说不见得，是因为我们不能预料这个时代的快慢与节奏，抑扬顿挫，我们都无法预料。
记者：看来你自己并不是一个很有计划性的人。
刘家琨：没有什么计划性。不管哪个时代的人，人算不如天算。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像我这种40来岁的人经历了好几个大的动荡，这些动荡几乎是断裂性的，跳跃极大。在这样的时空状态下，有时候想起另外一个时空状态下，甚至会非常惶惑，似乎自己已经活了几辈子。所以时代再怎么变，我也不觉得意外。我也从来没有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或者确立一个志向，仅仅是对生活本身感兴趣。
记者：那么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悲观的人吗?
刘家琨：我不是一个悲观的人，我是一个乐观而宿命的人，我从不要求世界的恒常。(你理解的宿命是什么?)我所说的宿命并不指宗教，而是对不可掌控的事物的平静态度。
记者：那么你想通过建筑表达什么呢?
刘家琨：建筑项目一启动，就已经是一个非常社会化的活动。不管启动者是商人、政府还是朋友，他们都要建筑师达到某个要求。过程中还要动员大量的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做的东西要符合当下的社会现实。这些互相都是发生密切关系的。有时候我是在处理一些传统上的问题，但实际上也是着眼于当下。这次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演讲题目就叫《处理现实》，这个题目我想不久我还会讲。我以前出了一本书《此时此地》，讲的也是这个意思。我就是立足当下。
记者：那么你怎么看待建筑中的那些个人烙印或痕迹?
刘家琨：我认为没有必要有意去保留那些烙印和痕迹，只是它们不可避免地被保存了。建筑终究是一个公共的事业，而不应该成为建筑师一个人的纪念碑。在你做一件东西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那些印记，但是你不必去夸张它，或者故意把一项工程搞成自己的传记。